今年全国两会，随着新一届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以及全国政协领导人员的全部产生，中国完成了10年来最大规模的高层人事交替。

　　全国两会结束后，新一轮省部级人事调整再次密集进行，涉及多个中央部委和地方党政领导。截至昨天下午，31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已悉数调整到位。山东、黑龙江、河南、湖南、安徽、广西、青海、宁夏等8个行政首长需要调整的省份，省长和自治区政府主席的继任人选也均以党委副书记身份布局到位。加上在人代会上确定的25个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人，共计87名省部级官员将各自独当一面，主政一方。

　　本报依据截至3月21日的有关人事信息，对上述87名省部级官员的身份信息、专业背景、从政经历等进行统计，以人事调整涉及的官员为主，以期得出本轮人事调整的部分规律。

　　□年龄结构

　　“50后”超80%成主力军

　　纳入统计的87名省部级官员中，“50后”亦即54岁至63岁的官员共计73人，占总人数的83.9%，成为绝对的中坚力量。

　　“60后”共有8人，依年龄从小到大分别是：陆昊、孙政才、胡春华、苏树林、张庆伟、努尔·白克力、陈敏尔、郝鹏。他们占总人数的9.2%。如考虑到全部“60后”省部级官员都分布在地方，因此如以主政地方的“60后”省部级官员为统计对象，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一成，达到12.5%。

　　除了“50后”和“60后”，87人中还有6名“40后”，分别是周生贤、蔡武、常万全、姜伟新、周小川和郭金龙。他们占总人数的6.9%。

　　87人中，最年轻的官员是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调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陆昊，其年龄为46岁。因其从政经历“一路年轻”，备受关注。曾有统计显示，某直辖市一个正厅局级官员官升至此平均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而陆昊41岁就已然是正部级，因此有评论将此称为“陆昊现象”。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陆昊现象”仍是一种个别现象。一方面，某些特殊岗位必须要求干部年轻化，另一方面，他认为本次陆昊调任地方锻炼，是中央对这类人才有意培养，形成未来的战略后备队，储备高端人才。

　　如果单纯对比2012年7月地方党委换届后的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名单，“40后”党委书记由6人减少到1人，即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50后”则从22人增至28人，另有两名“60后”，同样生于1963年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占据“最年轻”席位。

　　据人民网统计，31名党委书记平均年龄为59.2岁，较2012年名单平均年龄58.1岁有所增长。汪玉凯分析认为，在省委书记的年龄统计中，整体平均大了1岁并没有影响干部年轻化的大趋势，“1岁之差并不能说明问题”。

　　据本报记者统计，“50后”的中坚力量中，更多集中在59岁和60岁的官员中，一共29人，他们占到“50后”官员的近40%。

　　汪玉凯指出，从年龄结构看，“50后”成“主力军”是历史必然，“他们经验丰富，正处在精力最旺盛的人生巅峰，担当大任是非常自然的”。而对于“两头小”的结构，汪玉凯指出，一方面，“40后”只有6人，正体现了十八大之后新老交替的成功。而“60后”在地方主要领导中超过一成，说明高层重要岗位已经开始年轻化，后备梯队已经跟进。

　　汪玉凯指出，这些新生力量为未来的战略接班、战略后备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梯队，“这个梯队将来肯定会出更多的领导人”。

　　□专业背景

　　研究生以上学历占85% 博士超两成

　　据本报记者统计，87名省部级官员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者拥有硕士学位的占到总人数的85%。其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占到22%。25名部委负责人中，博士学位拥有者共有9名。

　　汪玉凯分析说，新一轮人事调整之后，从学历、学位的角度看，首先是整体上较上届有所提高。

　　汪玉凯说，如果仔细分析，他们中的很多人所获得的学历、学位都是进入工作岗位后，一边工作一边求学获得的，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很多人在文革中耽误了学习，后面在工作中比较勤奋，把失去的时间补了回来。”汪玉凯说。

　　此外，汪玉凯指出，地方官员偏重行政通才、中央部委偏重专业技术人才的特点在这个87人的班底中很明显。汪玉凯指出，较之上两代领导人，领导干部队伍中文科背景的人才有所增加。

　　“这也是大趋势。”汪玉凯说，上世纪80年代搞“四化”建设的时候，很多搞经济建设的人才被选拔到领导干部岗位上来，而今担当重要领导人职位，不仅需要专业技术型人才，也需要综合型人才。

　　“比如省长、书记，大部分需要行政通才，而并不一定要专才。”汪玉凯说，对于行政通才来说，学文科的人往往占有优势。比如他们视野更宽、具有社会知识背景，比如学习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对古今中外知识掌握比较多。而工科的人才对某一方面很专业，但总体上说，在人际交往、战略思维、沟通表达等方面有时跟文科人才有差异。“这不是个人的差异，而是受教育影响形成的差异。”

　　与此同时，国家部委中专业性特别强的领导岗位，一般由学者型和业务专家型的官员主导。“这符合专业化趋势。”汪玉凯说，有专业背景，加上有领导能力才能担当起重任。他举例说，比如卫生部，要懂得医疗，有相关管理经验才能够胜任。再比如财政部、央行行长，必须要用专业人才。

　　“地方省长、书记大部分需要行政通才，专业部委大部分要带有专业背景。”汪玉凯总结说。

　　□调整路径

　　中央地方互动交流成亮点

　　本轮省部级官员调整中，中央、地方交流互动成为一大亮点。据本报统计，25个部委负责人中，涉及调整的一共9人，其中3位来自地方：国土部部长姜大明原为山东省省长、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原为安徽省省长、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原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

　　与此同时，地方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调整中，由中央“空降”的一共6人，分别是河南省委副书记谢伏瞻(为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山东省委副书记郭树清(证监会原主席)、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陆昊(共青团中央原第一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中央政法委原秘书长)、宁夏自治区区委书记李建华(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以及安徽省委副书记王学军(国家信访局原局长、党组书记)。

　　汪玉凯分析，本次人员调整充分体现出上下互动的特点。从自上而下来讲，因中央工作的视野比较开阔，站得比较高，“空降”的官员一般宏观决策能力相对较强。下到地方后，深入了解地方，这样的人才将更加具有优势。有分析认为，这也体现了中共在干部任用方面日渐务实。对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中央部委对国情的熟悉度大有裨益。

　　而从自下而上来讲，汪玉凯认为，地方的人才有着自身的优势，他们往往对地方实际情况了解更深入、更有发言权，地方官员出任部委领导，在今后进行宏观决策部署的时候更能考虑到基层的实际情况。

　　比如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李斌，在主政安徽期间，创造了享誉全国的医改“安徽模式”，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安徽是唯一有两个国家试点城市的省份。这些实践经验或将为其今后深入推进医改起到重要作用。

　　省内升迁保持政策连续性

　　据本报统计，在新一轮地方主要领导的调整中，唯一与“中央空降”人数相同的任命方式是省内升迁。大多情况为省委书记调任他职后，省长接棒省委书记一职，这种情况共涉及4人，分别是：郭庚茂(河南省)、徐守盛(湖南省)、骆惠宁(青海省)、王宪魁(黑龙江省)，南宁市委书记陈武升任广西区委副书记，宁夏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刘慧升任区委副书记，也均属省内升迁。

　　汪玉凯分析，省内升迁是本轮调整中很明显的一个特征。“过去我们在省委书记的配置上大部分都是从外部调，很少从本地起用。”汪玉凯说，很多省长就是本地人，这次多位省长接棒省委书记对于保持省里工作的连续性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对地方发展是有好处的。

　　基层及艰苦地区人才优先

　　据本报统计，在本轮地方官员调整中，“异地交流”形式任命的官员一共有3位。这是本轮地方官员调整中，继“中央空降”、“省内升迁”之后的第三种方式。他们分别是从青海到江西的强卫、从西藏到青海的郝鹏以及从黑龙江到湖南的杜家毫。

　　汪玉凯分析，本轮人员调整，特别体现了有基层实践工作经验的人才优先得到提升以及在艰苦地方工作过的人才优先提升两大特点。他认为，这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后的用人新动向——注重基层经历，注重边远地区人才。

　　“让发达地区的人才到西部锻炼这种现象前几年比较多，而本次人员调整体现出新的特点，可以让西藏、青海等地的人才得到能力提升。”汪玉凯说。

　　京华时报记者 张然

(原标题：“50后”成省部级大员 绝对主力)